作者：SRI农业与发展中心研究员吴晨 

记得一年多前公知、五毛们就国内食品安全事故严重与否打做一团时，粮农组织（FAO）偏巧推出了一个多国Food Security排名，当时争辩双方不约而同地使用了此报告作为证据。一方援引国际评价体系，认为中国大致排30名开外，在接近200号国家中属于相当不错的水平；另一方则讥讽老外不懂中国实情。当然，真相很简单，Food security不是Food safety（食品安全）。后者用于形容食物的质量达到特定的标准，就其内容所指而言，属于前者的一部分。

事实上，Food Security在中文语境中一直被译作“粮食安全”。当我们在国际上讨论Food Security时，由联合国粮食安全委员会给出的中文定义是：所有人在任何时候都拥有获得充足、安全和富有营养的粮食来满足其积极和健康生活的膳食需要及食物喜好所需的物质和经济条件。

显然，对于国民GDP处于世界第二位的中国而言，绝大多数的消费者最多会对食物在收入中的占比过高表示担忧，但在市场中买不到米、面等口粮，已经是将近60年前的记忆了。我国政府强调的粮食安全战略，一直是“确保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做到“始终把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可以说这样的粮食安全战略相当的“外交口径”，更多是回应国际舆论对中国即将进入全球谷物市场，进而推高非洲等低收入国家食品采购价格的担忧。

如果我们不能从“食物体系”的角度来理解粮食安全，那么，现今这种口号般的粮食安全战略，会无限缩减这一术语所蕴含的丰富内容， 如食品安全、食物主权、社会排斥、贫困等等，它也将卸下政府为国民提供食物保障的义务，仅仅从避免食物价格波动影响政局稳定这一政府自身利益诉求出发，来设定粮食安全战略。

最终，无非是陷入到媒体、学者、政策制定者之间对谷物自给率能不能站在97%以上，大豆是否应被排除在粮食自给率的计算之外，这些更多体现了政治考量，但与消费者诉求相背离的公共辩论泥沼中。

过时的供需论？

强调口粮安全，对于还在间断的饥荒中挣扎的赤贫国家，如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区，尚属意义重大。但对于一脚已迈入中等发达国家的中国而言却并不妥当。根据农科院在2013年的研究，每年我们浪费的食物即可养活2.5-3亿人。在这样的现实下，国家的粮食安全战略却一直以“粮食产量X连增”作为信心保障，这其中的一个假设是：饥荒之所以发生，与粮食的供需有直接关系。在我们国家，则更加具体到谷物的产量是粮食安全的关键点。

我们首先不论在谷物播种面积停滞不前的中国，依靠推动亩产面积来保证产量增长，为环境、土壤和食品安全所带来的巨大危害。这种饥荒是由于粮食短缺而导致的简单假设，早在1981年就已经被Sen强烈质疑，大量对饥荒的实证研究表明，政治和经济因素在解释饥荒发生时具有更高的相关性。

因此，我们可以认为，在目前的政治制度和经济环境下，政策制定者并未担心1958-1961年的饥荒会重演。那么这种对粮食产量的追求，就可以被理解为，首先反击国际舆论，表明中国具备无需和非洲国家争抢粮食的能力。其次则显示出政府对于粮食自给率的重视。

从全球层面来看，粮食产量的增长在近几十年来一直高于人口增长，但遭受饥饿之灾的人数却有增无减。Sen对此的解释是，饥荒与不公平的食物分配机制相关度更高。而影响食物分配机制的因素，包括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在中国出现食物短缺，尤其是口粮短缺时，并不意味着其他地区没有粮食可以“分配”给中国，贸易和援助就是国际层面的“分配”机制。显然，我们有足够多的外汇储备，绝不至于要落到援助的层面，那么贸易呢？一方面要顶住国际舆论对我们推高国际食物价格的指责，另一方面还得考虑哪些国家会有稻米、小麦、玉米等重要谷物的出售。考虑到主要的谷物出口国，在地缘政治和意识形态上都与中国存在有程度不一的冲突，那么对粮食自给率的追求就成了现下政府的明智之举，正所谓“小心驶得万年船”。

挑战来自内部：变迁中的食物体系

但，无论是对外的“肌肉宣示”，还是对“境外势力”扼住中国粮食命脉的担忧，其实都远不如国内食物体系变迁对政权所带来的影响更为直接和深远。

食物，从来都与政治有关系。能吃得上饭，是一国国民对政府最低程度的期望。中国皇权时代历次王朝更迭，都与食物短缺有着或多或少的联系。中国目前的粮食安全战略，细究起来仍能够看到历史的烙印：对口粮一贯的担忧。

但发展中国家的食物体系，在全球化浪潮和自由主义经济的冲击下，早已面目全非。在获得最多外国直接投资（FDI）的中国，来自西方的快餐业、食品加工企业、连锁超市，改变的是中国人的饮食习惯：你吃什么，你和谁一起吃，你如何做，以及你从何处买。要想实际感受食品体系的变迁，你只需要对比20年前，你每天消费多少加工食品？以非法食品添加剂为代表的食品安全事故，其后的背景正是加工食品在人们日常饮食中的异军突起。

加工食品带来的另一个隐患是高能量密度的食物。例如同为125g重的汉堡和鱼，前者所包含的卡路里是后者的数十倍。虽然一般人每天摄入2000-2500卡最为健康，但人的胃只能识别摄入食物的重量，因此高能量密度食物会使得消费者的卡路里摄入严重超标，并最终导致肥胖症。目前，中国已经是肥胖症增加速度最快的国家，其结果就是糖尿病和心血管疾病的病患迅速增加，并且呈现出低龄化的趋势。

加工食品只是食品体系变迁的冰山一角。我们可以通过对比不同时期的食品政策聚焦点，来归纳食品体系的变迁（如图1.1所示）。

图1.1：食品政策的新旧对比

来源：Young（2012），SRI农业与发展研究中心

显然，食物体系已经日趋复杂，并且被异常紧密地纳入到全球范围内的食物贸易中。企业力量逐渐成为决定消费者食物质量的关键环节。而城市化的趋势，使得中国本来集中的粮食不安全群体，通过进城务工这一途径，被分散到各个大城市的边缘地带。最后，城市中产阶级对安全和有营养膳食的追求，和人们有限的食物选择、脆弱的信任体系交织在一起，种种的因素都会挑战一个政权的稳定和存在的合理性。

结论：改变中国的粮食安全战略

粮食安全可以从两个维度上去理解和分析。其一是从个人到全球的范围层次；其二是充足、安全、营养这三个质的层次（如图1.2所示）。在这个分析矩阵中，每个国家的粮食安全方案可以根据这两个维度来定位。发达国家已经能从个人粮食安全的层面入手，切入到解决营养不均衡的问题（营养不良和营养过剩）；以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为代表的不发达国家，则还在供应是否充足这一指标上挣扎，境况比较好的不发达国家可以着手解决个人层面的食物充足问题。发展中国家则面临着食物安全的挑战。中国尤为特殊，从现有的粮食安全战略上来看，我们还停留在从国家层面讨论粮食供应是否充足这一层面上，即使考虑到内部贫富差异悬殊，我们的战略也应该深入到家庭/个人层面的食物供应充足这一层面。

其次，考虑到中国目前面临的严重的食品安全问题，以及在城市地区出现的儿童肥胖症趋势，我们的粮食安全战略也继续在横向层面上平移，首先做到在国家层面上关注食物的安全和营养均衡。

图1.2：粮食安全的分解

来源：SRI农业与发展研究中心

粮食安全联系着市场和政府，它体现了一个国家对全球贸易的影响力，以及对国内的农业和食品政策的控制力。当中国的食品体系已经处于一个复杂且不断进化的状态，但政府的粮食安全战略仍然以不变应万变的心态，重复着一个看上去与国民需求并无直接联系的单一目标，那么当粮食X连增到了无法再持续的那一天，由食物引起的恐慌便会成为真正的危机。